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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初期李大钊的统战理论与实践

来源:《中国统一战线》    发布时间:2015-09-10 14:56    阅读次数:    选择字号:T|T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探索,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通过研究党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李大钊的统战思想的演变及其在党的统战思想史上的地位。
                        “民众大联合”思想的提出
    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就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得出了中国的劳苦大众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就必须建立联合战线的结论。在1919 年发表的《 大联合》 一文中,他提出了“小组织大联合”的思想,指出:“‘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 “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 “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只有大联合才可以“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1920 年初,李大钊把“大联合”进一步阐发为“横向联合”,认为只有实现横向大联合,才能通达未来之理想社会。他在《 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 一文中指出,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现在民众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从前的组织是“以富佣贫,以资主掠夺劳工,以地主奴役佃户”,现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以推翻君主官吏的势力。在此横的联合中,各阶级是自由平等的,都相爱互助,这就是大同的景运。
    李大钊在1920 年8 月写的《 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 等文中,更是坚定地指出:“无论任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 … 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为此他号召:“望大家愤起,把已有的职业团体改造起来,没有团体的职业也该速速联合同业,组织起来。”在这里,李大钊再一次从民众势力的角度强调了“大联合”的重要性。
    此时的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统战对象等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他所说的“小组织大联合”、“横的联合”,以及“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其实质都是强调劳动者阶级的联合,未能上升到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高度。但这些思想毕竟表达了他对联合对象的认识,并从强调实现劳动者联合的重要性这个角度,初步表达了对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后来逐步明确地提出并阐发了建立反帝反封建联合战线的理论。

                          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战线
    1920 年至1922 年8 月,经过革命实践,李大钊逐步深化了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统一战线的任务和对象等基本问题的认识。1920 年,根据列宁在《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 中提出的比较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应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策略,李大钊在北方地区深人进行统战工作。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中,基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任务的分析和把握,李大钊的大联合思想逐步完成了由单一的劳动阶级联合向与其他阶级联合的转变,并且从各方面阐述了建立这种民主联合战线的根本目的和主要任务。1922 年7 月党的“二大”前夕,李大钊、邓中夏等联名向少年中国学会提交《 北京同人提案》 ,其中指出:目前中国“内受军阀的滋扰,外遇国际帝国主义的胁迫”,因此“经济日渐枯竭”, “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沦落无已”。要改变这种状况,“任何主义者… … 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 Front ,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不久,他又发表《 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 一文,再次热情地呼吁“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 ,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
    尽管李大钊没有出席党的“二大”,但他的这些宝贵思想,无论是对全党在“二大”上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还是对其后党的民主联合战线策略的贯彻落实,都起到了巨大的历史和理论助推作用。党的“二大”前后,李大钊对革命统一战线联合对象的认识进一步清晰,他从理论和实践的初步结合上,明确阐述了联合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922 年6 月15 日,《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中明确提出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与此同时,李大钊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作了详细评论,称赞了国民党的民主革命精神:“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服。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革命精神。… … 虽然他们常为军阀所驱逐以至失败,然而这是我们人民不能不帮助他们的缘故”,并明确倡议我党:“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同月,党的“二大”通过了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可见,李大钊关于与国民党结成联合战线的思想,同党的“民主的联合战线”主张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为促成国共合作而努力
    1922 年8 月至1924 年,在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功实践中,李大钊对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明确阐述,进一步深化了党对统战工作的认识。
    其一,李大钊赞同和支持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使我们党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党的“二大”在要不要同国民党合作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但对于采取什么具体形式联合,存在着很大分歧。1922 年8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了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李大钊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决支持共产国际提出的党内合作形式,即“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人国民党”。在李大钊的耐心说服和坚持下,最后促成西湖会议原则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确定先由中共少数负责人加人国民党,然后再劝说全体党员加人。西湖会议成为我党推动实现国共合作的重要转折点,李大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二,实践上为促成国共合作立下了不朽功勋。为促成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李大钊身体力行,南北奔波。从1922 年8 月至1924 年2 月之间,他五跨长江,四赴上海,两下广州,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首次国共合作建树了不朽功勋。还在1919 年,李大钊就和孙中山有了接触。1922 年8 月,李大钊在上海向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1923 年4 月,他又发表《 普遍全国的国民党》 一文,分析了以前国民党进行革命不成功的原因,明确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有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由于有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支持,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他的三民主义有了根本性变化。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的问题,被孙中山欣然接受,并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接受李大钊加人国民党。
    其三,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实现国共合作,李大钊在党内作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和说服工作,对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最终制定起了重要作用。“二七惨案”的发生,使李大钊更深刻地认识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不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结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就更加坚定了他通过党内合作,促成国共合作的决心。为了使大多数党员能够理解和接受党内合作这种方式,他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和说服工作。直到1923 年11 月间,李大钊向北京党组织说明他已经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一大”代表时,还有一些同志不能理解,提出种种责难。最后,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工作和有关会议的讨论,才得到大家的认同。1923 年6 月,在党的“三大”上,李大钊与毛泽东等人坚持正确主张,使这次会议确认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人国民党的原则,为我们党最后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重要作用。在建立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党创建时期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尽了很大努力,做了不少工作,其中贡献突出的是李大钊。他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决策者、积极宣传者和坚决执行者,为促进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实现国共合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全党誉为促成国共合作的“适当主角”和“理想人物”。
                         在国共合作中坚持团结和斗争
    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领导了国民党在整个北方地区的工作。这一期间,他以极大的注意力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他的民主联合战线思想也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在统一战线的一些关键问题,尤其是领导权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为我们党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其一,李大钊在领导统战工作中表现了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他充分运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式,大力开展工、农、学生运动,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燃起了革命烈火。国共合作前,国民党在北方并不注重组织民众,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主张也缺乏了解。国共合作建立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在北方得到了广泛宣传,中共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的传统也被带到国民党内,为开展群众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之下,从1924 年春到1925 年底,在北洋军阀严密统治的北方地区,连续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而使得北方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逐步高涨。李大钊和北方区委领导下的这些群众运动,是国共合作的丰硕成果,成为北方革命高潮到来的重要标志。
    其二,在李大钊的领导和努力下,国共双方在北方的组织都有了新发展,为北方国民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中共北京区委在1924 年5 月有党员75 人,至1925 年10 月发展到近300 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自1924 年4 月成立时约有党员1000 人,到1925 年10 月发展到1 . 4 万多人。国民党党员的质量也有很大提高,特别是大批年轻的学生、工人及农民的参加,改变了过去国民党仅仅周旋于政界、军界上层的做法,使国民党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同时,在领导统一战线的工作中,为了进一步扩大左派,团结中派,李大钊还特别注意深人细致地做社会上层人物的工作。如联合冯玉祥的国民军反对段棋瑞和直系军阀,有力地扩大了革命力量,造成了北方有利于革命的政治局面。
    其三,同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保证了共产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国民党“一大”之后,李大钊在积极筹备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过程中,挫败了国民党内以石英为首的右派极力排挤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进人国民党北方领导机关的阴谋企图,不仅实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北京执行部的领导机关中占据大部分席位,而且维护了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的地位和权威,使得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在北京执行部的领导权有了保障。
    孙中山病逝后,针对西山会议派企图强占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联合国民党左派,进行了坚决反击。1926 年元旦,李大钊发表演说,号召国民党中的同志,不论他是共产主义者,抑或是非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在孙中山先生旗帜下,披肝沥胆地提携起来,“把由内部发生的误会或敌人挑拨的造谣而生的疑云障雾,一扫而空之!”李大钊就是在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挫败了右派一次次阴谋活动,保障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国共合作中的领导权,推动了全国的国共合作。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李大钊的统战思想虽然还不够完善,但他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尝试,莫定了我们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基础,是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也是我们党宝贵的理论财富。